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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石、纸、墨、玉、瓷、木，这些物质形成了生产、消费、收集，以及在交易中得以交换的物品，而这些物品则将一群杰出的商人与乾隆帝的宫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用这些材料制成的物，包括宫殿的陈设、刊印的族谱、竖立的牌坊，及古董、稀见书籍、精巧的新奇小物等奢侈收藏品。这些物无论是微小的还是庞大的，都宣示着将人和地方在一种网络中联系起来。这一网络将江南和徽州在空间和意识形态上与北京的朝廷联系起来。这些网络具有很强的张力，它们在某个时期跨越了遥远的距离，吸引了富有财力与才华之士，从而塑造了整个帝国对于物的价值观和品位。由于这些纽带依赖于乾隆朝廷通过内务府等机构所发挥的个人魅力和权力，它们最终不如那些界定和维持它们的物那样经久不衰。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财富耗尽、藏品分散，基础设施也日渐残败。但吴玉廉所著《奢华之网：十八世纪的徽州盐商、社会阶层和经世之道》专业地证明，在18世纪下半叶，商人并没有效仿士人。相反，他们参与创造了一种新的融会贯通的审美。在此新美学中，北京以其对物的需求为品位定下了基调。

《奢华之网：十八世纪的徽州盐商、社会阶层和经世之道》吴玉廉 著 林蕾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

在这部精妙的作品中，吴玉廉提出，乾隆年间居住在杭州和扬州的徽州盐商作为媒介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不仅是各式奇妙物品的消费者，更是使这些物品的制作成为可能的人。通过这些生产和赞助的行为，他们发挥了变革性的作用，促进了乾隆宫廷所钟爱的具有纪念性质、多文化的审美，而这种审美服务了帝国和地方的双重目标。吴玉廉并没有采用学者、官员和文人士大夫的批判眼光将这些商人视为庸俗的冒牌货，而是将他们描绘成收藏家、委托人、赞助者，从而还原了商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作为一个崭新、富有活力且独特的以北京为中心的文化圈的参与者的角色。她将帝国的盐业专卖比作棚架：它提供了一个正式的官僚结构，复杂的个人网络可以在其中如交缠的藤蔓一般蓬勃生长，朝廷和商人都可以在其中满足他们的物质、社会、经济和政治欲望。非正式网络可以处理正式官僚机构无法做到的事情。吴玉廉表明，这一系统为财富、权力、消费和展示提供了卓越的机会。不过，它也可能充斥着腐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与当今许多用英语写作的学者一样，吴玉廉同时使用中文和满文资料来证明清朝与前代相比有何不同之处。她的书既新颖又特别。她没有简单概括自古以来的“儒家价值观”对商人的蔑视，也没有通过阅读晚明的资料来描述清朝。这是一本深入特定时代的书，即乾隆后期，当时的“品味循环”将徽州、杭州、扬州、北京等特定地点联系在了一起，并且考据学为皇帝、学者和商人的收藏实践都带来了新的活力。该书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商人建造了宏伟的牌坊来颂扬贞节等帝国认可的价值观，在图画、亭台楼阁和诗歌中宣传来自宫廷的书法礼物，并提供大量的金钱和物质捐赠来支持宏大磅礴的帝国工程，包括南巡的奢丽奇观。因此，该书精心使用的生动示例使其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例如，在第三章中，吴玉廉描述了汪启淑（1728年-1798年）的活动。他是一位居住在杭州的徽州盐商，对印章充满热情。他并没有以一种晚明的闲情模式痴迷新奇小物。与此相反，汪启淑通过他的收藏表达了对考据的执着。他研究刻在石头上的古代文字，这些文字的篆刻者既有古人，也有他自己的朋友和熟人。他不仅获得了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印章，而且还通过制作展示印章的豪华印谱来宣传他的收藏。于是，他不仅发扬了徽州当地有关印刷和制作插图的优秀传统，并且融汇了当地精美的纸张、墨等物质产品。他精心制作了一个二维展厅（印谱）来展示他的珍贵藏品，供他人分享和研究。他还动员了一群写手在出版物上颂扬他的成就。类似的过程在徽商的宗族活动中也发挥了作用。他们创造了精美的雕版印刷的族谱，建造了茶园青质地的石牌坊以纪念他们守贞的妻子或母亲，并以当时刚被重新发现的武梁祠为蓝本建造了带有画像砖的祠堂。通过赞助这些场所和物品，他们突出地展现了自己的社会阶层。他们既是与国家推崇的价值观相联系的德商，又扎根于故乡。

来源：北京日报 | 作者 斯坦福大学史学博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梅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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